张履祥(1611—1674)，明清之际理学家。字考夫，又字渊甫，号念芝。世居桐乡县炉头镇杨园村，学者称为杨园先生。9岁丧父。母沈孺人教导说：“孔孟亦两家无父儿，只因有志，便做到圣贤。”益自勉自爱，刻苦攻读。 明天启元年(1621)，至钱店渡外祖父家就读，次年，从陆时雍学《易》，后又师事诸明叔。15岁应童子试，成秀才。与同里颜统、钱寅、海盐吴蕃昌友善，常以文行相砥砺。崇祯三年(1630)，祖父去世，翌年，母亡故，家道中落，与兄相亲相助，勤俭持家。崇祯六年，至颜统家任塾师。时东南文人结社之风甚盛，皆各立门户，著书讲学，甚或评议朝政。张溥、张采等集文士数千人立复社于苏州虎丘，盛况空前。张履祥与颜统相约，不参与其活动。后，名人周钟至桐乡设馆授徒，慕名求教者甚众，亦不与交往。崇祯十五年，复赴杭应乡试，未中。其时见黄道周于灵隐寺，黄氏劝以近名为戒，张履祥感佩铭记，终身服膺。后两年去绍兴拜刘宗周为师。刘氏历任朝廷要职，大节彪炳，儒学兼崇朱熹、王阳明，重诚意、慎独，穷经、读史，受教后深有所得。张履祥为学善思考取舍，后专意程(程颢、程颐)、朱，其学说大要以仁为本，修己为务，而以中庸为归，穷理居敬，知行并进，亲切平近，不尚辞辩。其一生潜心于义理，认为三代以上，孔孟是集大成者三代以下，程朱是集大成者。时人把他和陆陇其并提，视为闽洛学派的正传。后以刘氏《人谱》与程朱学说不合，乃另辑《刘子粹言》一书以作补救。明亡后，曾和海盐何商隐、嘉兴徐敬可、崇德吕留良等秘密联络，准备俟机恢复明室。后见大事无可为，乃息交绝游，抗志不出，隐居乡间，训蒙自给，且凡以应科举试而求教者，皆婉拒之，常告诫学童：读有用之书，务经济之学，毋专习制义。清康熙八年(1669)，应吕留良聘至崇德南阳村东庄(今属桐乡市留良乡)执教，订《东庄约语》，教学生遵循，主张“学问固重实践，然必自致知格物始”。又与吕留良等刻印程朱遗书、语类及先儒遗著数十种行世。其后在邻近县乡从教30余年。

不喜王阳明的《传习录》，曾辑《刘子粹言》，专录宗周矫正王阳明之语。他批评陆九渊“黜穷理为非，是欲舍规矩而自为方圆也(《清学案小识·传道学案》)。认为王阳明“良知之教，使人直情径行，其弊至于废灭礼教，播弃先典”(同上)。认为舍“居仁由义”，无所谓学问，舍“居敬穷理”，无所谓工夫。他说，“惟居敬故能直其内，惟穷理故能方其外，惟内之直故能立天下之大本，惟外之方故能行天下之达道。然居敬穷理，又非截然有两种工夫也，博学审问，慎思明辨，是为穷理;其不敢苟且从事，勤始怠终，及参以二三，即为居敬。”(《清史列传》)“居敬穷理”就能使“人欲退天理还”。特别强调躬行践履。他的践履不仅指居敬涵养，读书穷理等道德修养，还包括参加农业生产劳动的实践。主张致知在力行，而力行就是习耕，力耕而知缘穑。认为“治生以稼穑为先”，能稼穑则“人心可正，世道可隆”(《初学备忘》上)。提出勤俭为立德之本，主张通过“耕读相兼”来臻进和完善道德。关于治经则主张“凡治一经，必兼通他经，而后一经始得通晓”(《训子语》上)。因为“文义有彼此触发者。亦有详略体用互为条贯者”(同上)。因而学者不可只读一家之书，守一师之说。在清儒中他是第一个辟王学之人。

张履祥极重农学，主张耕读不偏废，“门人当务经济之学”，“治生以稼稻为先”。顺治四年(1647)后，教学之余，亲自经营农业，岁耕田地各10余亩。每届农忙，必停馆返里主持收种，或草履箬笠，送饭至田头，或率家人下地劳作。他时常与老农交谈，故熟谙农情，于蓺谷、栽桑、育蚕、畜牧、种菜、莳药诸行无不精通。顺治十五年作《补农书》，以补湖州《沈氏农书》之不足。该书是应嘉兴徐敬可的请求而写的，重视植桑并兼顾水稻生产，对于耕种、养鱼、酿造乃至编篱笆都有记述。因其有益于民生日用，刊行后流传于东南各省，并为附近各府县方志所摘引。后人评为“总结明末清初农业经济与农业技术的伟大作品之一，是我国农业史上最可宝贵的遗产”。

张履祥立身端直，律己极严，勤劳俭朴，终生布衣蔬食，从不奢侈放诞。热心社会公益，虽拒不与清廷合作，然有关乡梓利弊兴革者无不日夜萦怀，勉力成事。顺治年间，浙北水旱频仍，悯灾民凄苦，痛农政失修，多次托人上书当局治水未成，乃致函崇德曹射侯，纵论水利问题，建议分崇德桐乡、嘉兴海盐和海宁三区，全局策划，分批疏浚河道，以保无旱涝之患。后为有关当局采纳。

康熙十三年(1674)五月，脾病发，仍抱病去东庄劝勉学生。不久即逝世。乾隆间，浙江学使立巨碑于墓前，题为“理学真儒杨园张先生之墓”。同治十一年(1872)奉旨从祀圣庙。后人赞道：“布衣礼两庑，古今有几人?”

著作有《备忘录》、《愿学记》、《读易笔记》、《读史偶记》、《言行见闻录》、《经正录》、《初学备忘》、《近鉴》、《近古录》、《训子语》、《补农书》、《丧葬杂说》、《训门人语》及《诗文集》，共五十四卷。有《杨园先生全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