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玄(127年8月29日-200年)字康成,北海高密(今山东省高密县)人。中国东汉著名的经学家、教育家。年轻时曾做过短期的管诉讼、收赋税的小官。但他无心于官场生活,而热心于研究学问。后郑玄到洛阳上了太学,学通了《京氏易》、《公羊春秋》、《三统历》、《九章算术》。以后又跟着张恭祖学习
郑玄(127年8月29日-200年)字康成,北海高密(今山东省高密县)人。中国东汉著名的经学家、教育家。年轻时曾做过短期的管诉讼、收赋税的小官。但他无心于官场生活,而热心于研究学问。后郑玄到洛阳上了太学,学通了《京氏易》、《公羊春秋》、《三统历》、《九章算术》。以后又跟着张恭祖学习《周官》、《礼记》、《左氏春秋》、《韩诗》、《古文尚书》。但是郑玄仍不满足,又到扶风拜马融为师。此时他已是二十七八岁了。
在马融门下三年,只是由融的高足传授,没有见过老师的面。后马融听说他擅于算术始召见。郑玄借此机会提出许多疑难请求解答,尽得所授而归。郑玄走后,马融曾经很有感慨地对其他的学生说:“郑生东去,吾道东矣。”郑玄在外游学十几年回到家乡,由于家计贫寒,一面耕田,一面教书,“学徒相随,已数百千人”(《后汉书·郑玄传》)。
郑玄较马融渊博,著作亦较丰富。东汉时期,经有数家,家有数说,章句多者,或乃至百余万言,“学徒劳而少功,后生疑而莫正。郑玄括囊大典,网罗众家,删裁繁芜,刊改漏失,自是学者略知所归”(《后汉书·郑玄传》),这是郑玄在中国学术史、教育史上的一个重要贡献。
郑玄从事教育工作约20余年,有比较丰富的经验。一是重视训诂。他研究学问的方法,是先了解古人的文字,然后才能理解古人的思想和学说,将读古书的第一道难关打开,然后才去研究内容,这可以说是一种客观的方法。同时他注解儒家经学,兼取各家之长, 不偏执己见,他著书时注意“纲举目张”和上下左右的联系,与人辩论,也注重事实,以理服人。这种治学精神和方法,对后代的学者影响很大。二是在教学上采用答问的方法。他的学生将他平日答复所问五经,编为《郑志》八篇,可见他对学生是善于启发诱导的。第三,在学习上他还主张博稽(深入钻研),“粗览”(一般地泛读)和时睹(经常复习相结合),这些经验也是可以批判地吸收的。
清代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对郑玄的教学作了较高的评价:“自汉末郑康成的经学教授门下,著录者万人,流风所播,士皆以通经积学为业。而上之举孝廉,举秀才,亦多于其中取之,故曾经刘石诸朝之乱,而士习相承,未尽变坏”。可见,郑玄在从事封建教育、传授经学,培养封建士大夫方面是做出了一定贡献的。
一卷。汉郑玄撰。此书是针对何氏攻驳《穀梁》的《穀梁废疾》一书而作。汉代《公羊》与《穀梁》同属与《左传》对立的今文经学,但两汉《公羊》独盛,《穀梁》远不能企及。因此,何休之驳《穀梁》,即在于维护《公羊》独尊之地位。而郑玄之申《穀梁》,盖有联合《穀梁》与之一争高低的目的。此书今存四十余条,体例同于《箴膏肓》。如何休曰:‘《公羊》以为日与不日为远近异词。若《穀梁》云益师恶而不日,则公子牙及季孙意如何以书日乎?’释曰:公子牙,庄公弟,不书弟,则恶明也,故不假去日。季孙意如则定公所不恶,故亦书日。又如:何休曰:‘南季、宰渠、伯纠、家父、宰周公来聘皆称使,独于祭叔夺之上奈可?’释曰:诸称使者,是奉王命,其人无自来之意。今祭叔不一心于王,而欲外交,不得王命来,故去使以见之。清儒刘逢禄不满郑氏之攻驳何氏,撰《穀梁废疾申何》二卷以申何难郑。
一卷。汉郑玄撰。东汉时期,今古文经斗争激烈,着名今文经学家何休有感于贾逵张大属古文经的《左传》学,于是着《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废疾》,既捍卫《公羊》学,亦攻击《左传》与《穀梁》学。郑玄曾师事古文经学家马融,然其学虽以古文经学为根本,却兼容今文经学。因此,他既不容忍何休对《左传》的攻击,亦不赞同何休对《穀梁》的批评,遂针对何氏之书而作《发墨守》、《箴膏肓》、《起废疾》。史称何休见郑玄之书后曾感叹说:康成入吾室,操吾矛以伐吾乎!郑玄遍注群经而未及《春秋》经传,据《世说新语》云,郑玄曾注《春秋传》,但未完成。因知服虔所注多与己同,乃以己注赠与服虔。此说可靠性难以断定,然郑氏之《春秋》学亦赖此三书而流传。此三书原与何休所着别行,盖唐时合而为一,逐条先列何休曰,再列郑玄之反驳。此三书宋时散佚。王应麟从诸书中辑出《箴膏肓》二十余条,《起废疾》四十余条,《发墨守》四条,合编为一书,即今《四库全书》所据之本,然已不及原书十之一二。《箴膏肓》专驳何氏攻驳《左氏》之论。如曹太子来朝,宾之以上卿,礼也。何休曰:‘《左氏》以人子安处父位,非哀世救世之宜,于义《左氏》为短。’箴曰:‘必如所言,
一卷。汉郑玄撰。何休着《公羊墨守》,捍卫《公羊》学,郑玄针对何氏之书着《发墨守》,攻击何氏之学。今书只存四条,是宋王应麟从诸书中辑出的,与《箴膏肓》、《起废疾》合编为一书,《四库全书》仍之。清儒刘逢禄主《公羊》学,不满郑氏之攻驳何氏,撰《发墨守评》,谓今本郑氏《发墨守》可指说者惟一条,然多牵《左氏》,讥郑氏于董仲舒、胡母生之书研之未深。
本文选自《后汉书·郑玄传》。益恩是郑玄唯一的儿子,曾举孝廉,就在郑玄写下这篇戒子书后不久,益恩便死于黄巾起义的战乱中。建安元年(196),七十岁的郑玄身染重病,他担心自己将不久于人世,便给唯一的儿子益恩写了封教子书信。戒子书是古代家训的一种形式,从先秦开始,古代家训文化不断得到丰富与发展,到汉代便出现了一大批著名的家训,如杨贵的《病且终令其子》、司马谈的《命子迁》、樊宏的《戒子》、崔瑗的《敕妻子》等。与其他的戒子书不同,郑玄的戒子书较少赤裸裸的道德说教,雍雍穆穆,隐然含诗礼之气。郑玄以主要篇幅阐述了自己一生的求学经历和人生志向,通过对自己亲身经历的娓娓述说,表达了自己淡薄名利,一心追求学问的坚定志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