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廷机（1542年-1616年），字尔张，晋江(今福建泉州)人。曾在明朝中央官学——太学中学习。李廷机人极聪明，学习又刻苦，参加顺天乡试时获取第一名。万历十一年(1583)参加京城会试，仍旧得了第一。不久，参加殿试中进士第二名。按照明朝的规定，读书人殿试一经取中，立即授官，且官品极高。李廷机中进士第二名榜眼，照例授予翰林院编修的官职。不久，又升为国子监祭酒，成为明朝中央官学中最高学府的校长。

有明一代，对国子监的管理极为严格。明太祖高皇帝时期，为国子监的学生制定了严格的监规，学生犯监规，初犯记在簿上，第二次、第三次就要责罚，第四次则开除后遣返原籍。比如监规中有一条是若有毁辱师长及生事告讦者……定将犯人杖一百，发云南地面充军。有一名监生名叫赵麟，因受不了虐待，揭帖子提出抗议。按犯毁辱师长罪该杖一百充军，明太祖竟把赵麟给杀了。并在国子监前立一长杆，悬首示众。这竿子一直竖了160年。在这种情况下，祭酒也是八面威风。每遇祭酒出巡，由两个学生共举一块木牌在前面开路，上面写着“整齐严肃”四个大字，这是太祖高皇帝时为警戒国子监的教官、学生而特别规定的。李廷机任祭酒以后，每次见到这四字木牌，都感到心中惕然。所以，他掌管国子监时，无论是学校管理，还是学生的教育，都以“严厉”为主。

不久，李廷机升为南京吏部右侍郎，兼管户部、工部二部的事务，把事情处理地井井有条。南京外城的外围城墙也有所修缮、整治，而且所用的款项多取自官府的府库，并不以此劳于民。万历二十九年(1599)主持京察，公正无偏私。

由于李廷机政绩比较好，万历二十九年(1601)召为礼部右侍郎，李廷机四辞不允，二年后才进京赴任。接着便进礼部左侍郎，代郭正域管理部事。当时正发生了“楚王府宗人相讦案”。楚恭王朱英生前有“废疾”，隆庆二年(1571)死，宫人胡氏遗腹双生二子华奎、华壁。华奎嗣楚王位，华壁亦封宣化王。万历三十一年(1603)，楚王府中有一宗人朱华上疏告状，称：“华奎为异姓之子，不应当继承爵位。”明神宗令部院议论此事。郭正域以侍郎署礼部事，主张抚按公勘。而首辅沈一贯受华奎的贿赂，提出应当体访。明神宗采纳了郭正域的意见，下令抚按公勘。华奎得到消息后，便想以重金贿赂郭正域，结果被严辞拒绝。郭正域的态度和行为忤逆了沈一贯的旨意，但却得到沈鲤的支持。几天后，抚按公勘的结果便送到了京城，说查无实证，但告状之人的态度很坚决。神宗便让公卿集体讨论处理此案的办法。当时参加讨论的人有37人，各持一说，人言人殊。这时李廷机正以礼部左侍郎代郭正域管理礼部事务，郭正域建议把众人的议论全部记录下来，但李廷机认为这样做太麻烦，主张择要上奏。没想到这件事给了沈一贯以可乘之机。沈一贯指使其心腹给事中杨应文、御史康丕扬上疏弹劾礼部雍塞群议，不以实情相告，把矛头指向郭正域。郭正域上疏为自己开脱，并揭发沈一贯阻止公勘及受华奎贿赂等情状。沈一贯又指使心腹给事中钱梦皋上疏诬称郭正域的父亲曾受过楚恭王的羞辱，所以郭正域要借此事进行报复等等。在双方争论的不可开交之时，明神宗心中也犯了嘀咕，他想，华奎已嗣位20余年，告发之事为什么直到今天才爆发?因此神宗觉得此事不足为凭，下令停止公勘楚事。华奎躲过了这一难后，当即对郭正域进行报复，上疏诬讦郭正域有不法行为，请求罢免郭正域。李廷机虽然站在楚王的一边，但对郭正域遭诬陷也深感不满，便上疏为郭正域开脱，又有给事中张向达为郭正域辩诬，郭正域才得以暂时不被加罪。但沈一贯和郭正域之间的怨仇却是实实在在地结下了。

李廷机遇事有原则，尤其廉洁。其性格比较深沉，有时还很固执己见，不识大体。在楚王府宗人相讦案中，楚府宗人华因奏告楚王，被定为诬告罪，贬降为庶人，在凤阳坐牢。李廷机援引《祖训》中谋害亲王的例证，要求将其处死。此议一出，廷臣纷纷发表意见，礼部主事聂云翰论此事，给事中袁懋谦亦弹劾他，李廷机只好上疏求退，明神宗没有同意。

不久，朝中又出现了“妖书”一案。为此案先后入狱的有锦衣都督周嘉庆、妖人皦生光、僧人达观、医生沈令誉、仆人毛尚文等。沈一贯素与沈鲤不和，又与郭正域结下了怨仇，此案一出，沈一贯认为是诬陷沈鲤、郭正域的好机会，因而想方设法把此案往沈鲤和郭正域身上牵扯。他们或利用上疏，或利用审讯，作尽了陷害沈鲤和郭正域的能事。沈一贯还派人大肆搜查沈鲤的住宅，并发兵到杨村，包围由京还乡的郭正域所乘坐的船只，命郭正域自杀以谢罪，郭正域心中无鬼，不怕威胁，义正言辞地拒绝，说：“我是朝廷大臣，有罪也应当陈尸法场，怎么能不明不白地自杀死去?！”所以沈一贯一伙人虽然绞尽脑汁也未能达到目的。由于许多正直大臣的保护及太子朱常洛的支持，又由于李廷机与御史沈裕、同官涂宗濬都署名上疏要求将皦生光定罪，所以此案终于在并未弄清的情况下，将皦生光凌迟处死，而糊涂了事。皦生光原是顺天府生员，惯于欺骗行诈，曾伪造外戚郑氏的亲戚、富商包继志的诗向郑国泰及包继志胁诈金钱，诗中有“定知郑主乘黄屋，愿献金钱寿御前”之句，因此成为此案的嫌疑犯。此案虽然没有调查清楚就将皦生光判了死罪，但他以前的所作所为已构成死罪，所以倒也不算屈死，而其它被株连的人却因此而获释，沈鲤、郭正域也彻底解除了嫌疑，从而避免了一场悲剧的发生。

万历三十三年(1605)夏天，雷电交加，大雨滂沱，如似天公发怒，祭祀上天的郊坛也被雷电击毁。这在当时是不祥之兆。那时正是矿税之灾为祸天下的时候。李廷机因而上疏说：“今日天下最失策的地方，莫过于矿税，理应罢撤。”可以说，在矿税的问题上，李廷机和其他阁臣一样，是尽了最大努力去规劝明神宗的。但神宗的贪婪使得他终于没有舍得放弃。

这一年冬，秦王谊由中尉进封，他的长子应授本爵，但秦王想通过拉关系，进封郡王。李廷机上疏反对，秦王派人贿赂李廷机，被他拒绝。由此可知，李廷机为官时期，还是比较公正，坚持原则，并努力为朝政设想，做了一些好事情的。

万历三十四年(1606)，沈一贯、沈鲤同时退休，内阁只剩下朱赓一人主持。朱赓为人淳厚，神宗又不理朝政，朝中事务多有荒怠。于是有人弹劾朱赓办事不力。朱赓因此力请增置阁臣。神宗无奈，只好下谕廷推阁臣。李廷机是沈一贯的教习门生，由于沈一贯是因京察事不为公论所容而离任的，所以廷臣多攻击沈一贯及其同党。这种形势本身对李廷机就是极为不利的。在廷推阁臣以前，给事中王元翰就说李廷机不是宰相的合适人选，怕他入阁辅政，因此曾多次上疏诋毁他。万历三十五年(1607)夏，廷推阁臣。赵世卿及朱赓等人极力推荐李廷机，但给事中曹于汴、宋一韩、御史陈宗契却力陈不可。双方各持己见。明神宗对李廷机颇为看重，命他以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入参机务。李廷机三次推辞不就，最后才进入内阁。

这一年，普降大雨冰雹，户科给事中汪若霖上疏言：“这是用人不广，大臣专权的征兆。”不久，京师又下起了大雨，一连几天不停，许多房屋被毁坏。汪若霖借机上疏诋毁朱赓和新任辅臣李廷机。偏巧李廷机的同乡黄汝良在会推中被提拔为吏部侍郎，朱赓的同乡全天叙被推为南京礼部侍郎。于是给事中王元翰等人便认为是朱赓、李廷机等人做了手脚，因而上疏论会推之弊，攻击李廷机和朱赓。神宗为安慰李廷机，便下诏夺王元翰的俸禄以示惩戒。但群臣的上疏并没有因此而停止，南京礼部尚书姜士昌也上疏阴讽李廷机和朱赓。李廷机大怒，上疏为自己的辩解：“人才的起用，作为大臣不但不敢干涉至尊皇上的权力，也不敢侵夺吏部的职权。”神宗最初无意降罪于姜士昌，但正巧朱赓也上疏为自己辩解并请求辞官，神宗才发下姜士昌的上疏，将姜士昌连降三级，做了广西签事。御史宋焘上疏为姜士昌说好话，又一次攻击沈一贯和李廷机。明神宗恼恨臣下的频繁上言，遂下诏谪宋焘为平定判官，再贬姜士昌兴安典史。神宗的处置令群臣益发愤怒。李廷机上疏极力辩解求去，并陈述十条去职的理由。但神宗不听，反而对他加以安慰。

万历三十六年(1608)四月，礼部主事郑振先上疏弹劾朱赓十二大罪，疏论中涉及到李廷机。李廷机为退出这个政治旋涡，多次上疏请求退休，并杜门数月不出。李廷机的这一行动实是厌倦了在宦海中争斗而采取的回避之术。但在当时的情况下，弹劾他的官员反而认为李廷机是假装的，故数十人一起上疏极力攻击他。李廷机接连上疏，恳请神宗同意他去官归乡。明神宗却下诏对他加以挽留，并多次派鸿胪催促他快些出山，入朝参与机务。李廷机去意已决，坚卧不起。就这样，一拖拖了好几年，李廷机并不参与朝政，只在家中养病。即便如此，廷臣中仍旧有许多不利于他的言论。

万历四十年(1612)九月，李廷机已上疏120余折请求退休，终于未得批准。李廷机无奈，只好在皇宫的台阶前向皇帝告辞，竟自出京都待命。明朝有个不成文的规矩，官员年老的便可辞官，年轻的遇到点事情也可辞官，辞官时，只要按规定写一份报告，不管准与不准，均可自行离去。而请求辞官的人，皇帝获准的极少。李廷机数百次上疏求去皆未获准，所以竟自离去。李廷机出京都以后，辅臣叶向高对神宗说，李廷机已经动身出行，不能够再挽留。明神宗于是给李廷机加官太子太保，并赐给路费银两，派人护送回乡。

万历四十四年(1616)，李廷机死于家中。赠少保，谥文节。

李廷机入阁有六年的时间，真正参与机务的时间只有九个月。但在他辅政时期，正遇贵州宣慰使安尧臣横行跋扈。万历四十一年(1613)，安尧臣领兵数万直入云南，所到之处焚掠抢劫，极其惨毒。四川巡抚乔璧是想讨伐安尧臣，因此与贵州守臣持不同意见。当时明王朝国力十分衰弱，讨伐安尧臣反而有可能激变，于是李廷机极力主张撤兵安抚，事情才慢慢平息下来。此事的处理得到大家的好评。李廷机入阁后大部分时间处于被弹劾的困境中，就是因为李廷机是沈一贯的门生，大臣们便把他与申时行、沈一贯等人相联系，而多次攻击他。有明一代，内阁辅臣中，因党派倾轧受辱，屏弃多年不用而后离去的只有李廷机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