骆天骧，生平事迹不详，字飞卿，号藏斋，出身于世居长安之故家旧族。由于骆天骧在仕途上不甚得意，最高作过京兆路总管府的府学教授，所以《元史》中没有他的传记。其生卒年已无从确考，不过根据他在“石刻”卷小序中所说“垂六十年，集成编帙，附长安志后”一句，可知元贞二年成书之时，他至少已有七十多岁，向上推溯，他大约出生于金宣宗（公元1213-1223年在位）后期。又因书中著录有大德四年（公元1300年）由他篆额的碑刻，其卒年当在此后，大概活了八十岁左右，可谓高寿。

骆天骧出生于金末乱世，成长于蒙古国初占关中之时，长大后所能见到的长安古城，正如他在自序中所说，已经“兵火相焚荡，宫阙古迹，十亡其九，仅有存者，荒台废苑，坏址颓坦。”好在“兵后关中前进士硕儒故老，犹存百人，为士林义契耆年，文会讲道之暇，远游樊川、韦杜，近则雁塔、龙池，其周秦汉唐遗址，无不登览，或诵诗文，仆每从行，故得耳闻目睹，每有阙疑，再三请问。”作为世家子弟，骆天骧从小生活在这样一个传统文化的氛围中，耳濡目染，对长安地区遗踪故迹十分熟悉。至元十年建安西王府，安西王相兼营司大使赵炳，曾请骆天骧陪同遍访周秦当唐故宫废苑。这一切都为他日后编纂《类编长安志》打下了基础。

在《类编长安志》之前，关于古城长安的志书，已有北宋人宋敏求《长安志》二十卷，南宋人程大昌《雍录》十卷，当时骆天骧深感兵火之余，长安古迹已“难以诘问，故老相传，名皆讹舛”，而已有的旧志“故事散布州县，难以检阅”，于是决心编写一部新志，以使“览之者不劳登涉，长安事迹，如在目前”。他采用的是近乎类书的骗纂方法，“引用诸书，检讨百家传记，门分类聚，并秦中古今碑刻，名贤诗文，长安景题，及鸿儒故老传授，增添数百余事，裒为一集，析为十卷，目之曰类编长安志”。这就使他的新志在体例上与宋敏求《长安志》这样的地志著作有了很大的不同。当然，我们没有必要在这里讨论它们孰优孰劣，也不必计较骆氏新志对宋氏旧志的增删是否得当，对我们后人来说，它们都是先辈留下的珍贵文献，在许多方面是可以互补的。尤其是《类编长安志》增补了不少金元时期有价值的史料，其中包括对长安地区碑刻和当时碑林藏石的著录，为我们今天研究碑林历史提供了珍贵的第一手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