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垣（1880年11月12日—1971年6月21日），字援庵，号励耘，1880年11月12日(清光绪六年十月初十)生于广东新会一个药材商人的家庭。五岁随父至广州，次年入私塾。十二岁时，读张之洞的《书目答问》，打开了眼界。越年进而反复阅读《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掌握了比较丰富的目录学知识，学会按着目录选买自己需要的书看，对历史表现出浓厚的兴趣。1897年，到北京参加顺天乡试，因不愿受八股文程式的约束，放笔为文，没有考中。回到广东，以教蒙馆为生，同时继续自学。

1904年，陈垣参加了广州《时事画报》的筹办工作。画报有图有文，画者为高剑父等人，陈负责文字部分。他用“谦益”(与“满招损”相对)、“钱罂”(储钱罐“扑满”的别名)等含有反清意义的笔名发表了大量文章。许多文章运用元朝历史及清帝上谕等历史题材，影射现实。如《释奴才》一文，巧妙地引用乾隆帝的几份上谕，从他的自相矛盾中，尖锐指出“汉人求为奴才且不可得”。除了进行反清的文字宣传外，陈垣还参加了转运枪支等武装起义的准备工作。在此期间，他参加了同盟会。

1907年，陈垣的父亲患肾结石病，中医久治无效，后来经西医手术治疗得到痊愈，陈深受刺激，决心学习西医，乃考入美国教会办的博济医学堂。由于学校当局歧视中国员生，他愤而退学，与梁慎余等人发起创办广东光华医学专门学校。这是第一所私立的由中国人自己管理的西医学校，他也是该校的第一届毕业生。1910年毕业后，他留校任教并在课余义务行医。在《医学卫生报》、《光华医事卫生杂志》上，他发表了《孔子之卫生学》、《中国解剖学史料》等大量宣传医药卫生知识和医学史的文章。1911年，又主编《震旦日报》兼副刊《鸡鸣录》主笔，继续鼓吹革命。

辛亥革命后，陈垣当选为众议员，于1913年赴北京任职，参与政治活动，结识了旧交通系首领梁士诒。翌年，他先后在梁主持的全国税务处、国内公债局、毛革改良会等机构任职。1921年12月梁士诒任国务总理，陈垣担任教育次长并代理部务(总长黄炎培未到职)。他在北京结交文友，阅读图书，研究史学。承德避暑山庄藏的文津阁《四库全书》运到京师图书馆后，他在10年中，用相当多的时间研读了这部8亿多字的大丛书。

陈垣自1917年春开始从事中国基督教史的研究。在收集资料时，结识了两位爱国天主教徒马良(相伯)和英华(敛之)。当年5月，他写成《元也里可温考》。这是他的第一篇史学论文，引起学术界的重视。由此他开始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史学研究生涯。

1922年，陈垣在脱离了政界之后，任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导师和京师图书馆馆长;1924年任清室善后委员会委员，1925年任故宫博物院图书馆馆长，1926年任辅仁大学副校长、校长，1928年任燕京大学国学研究所所长，1929年任北平师范大学史学系主任，1931年任北京大学史学系名誉教授，专心致力于教育和治史。这一时期他的史学研究和教学主要集中在三个领域，即宗教史、元史和历史文献学。他是中国宗教史研究的开拓者之一，对在中国历史上流传的主要宗教，包括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道教以及摩尼教、火祆教、犹太教等，都作了深入研究。他的《元西域人华化考》，论述元代色目人的汉化，日本学者称他为“现在中国史学者中，尤为有价值之学者也”[1]。他对历史文献学的目录学、年代学、校勘学、避讳学等学科，作了总结性的研究，《二十史朔闰表》、《中西回史日历》、《元典章校补释例》(后改名《校勘学释例》)、《史讳举例》是这些领域的重要著作。

陈垣在历史学的教学中也有许多创新，其开设的“史学名著选读”和“史学名著评论”课，就是今天各大学历史系普遍开设的“历史文选”和“中国史学要籍介绍”课的前身。他的“史源学实习”课，由于采用实习的方法，让学生从史学名著中找出错处，调动了学生学习的主动性，使他们终生受益。陈垣这一时期的研究和教学工作，奠定了他在学术界的地位。1935年他当选为中研院评议员。

1937年“七七”事变后不久，北平沦陷。由于辅仁大学受德国教会提供经费，因此成了沦陷期间北平唯一不向日伪当局注册的学校。陈垣留在学校尽力引导广大青年学生保持民族气节。他坚决拒绝担任沦陷区最高文化团体“东亚文化协会”的会长。

陈垣在抗战八年中，除了教学之外，还满怀抗日爱国热忱写成专著七种，即《旧五代史辑本发覆》、《释氏疑年录》、《明季滇黔佛教考》、《清初僧诤记》、《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中国佛教史籍概论》、《通鉴胡注表微》，寓民族气节于著作中。他的这些著作在材料运用上有很大特色。《明季滇黔佛教考》发掘出在很多常见的书中未为人在意的佛教史料，充分运用了许多从未被人利用的材料。1939年初，他在故宫发现了一部《嘉兴藏》。藏书处所阴暗潮湿，蚊子很多，为了打开这座沉霾了300年的史料宝库，他带领助手，每次事先服用奎宁丸，在一年多时间里将全藏阅读一遍，搜集了许多清初僧人的语录，在《明季滇黔佛教考》中充分加以运用。他在该书重印后记中说：“以语录入史，尚是作者初次尝试，为前此所未有。”

陈垣在撰著这些史著期间，学术思想有重大变化。1943年11月，他在给友人方豪的信中说：“至于史学，此间风气亦变。从前专重考证，服膺嘉定钱氏;‘九一八’事变后，颇趋重实用，推尊昆山顾氏;近又进一步，颇提倡有意义之史学。故前两年讲《日知录》，今年讲《鲒埼亭集》，亦欲以正人心，端士习，不徒为精密之考证而已。”[2]他认为不仅仅要在学术上超过日本，还应当将自己的史学教学与研究直接参加到抗日斗争中，因此以提倡经世致用的顾炎武《日知录》作为教材。他认为史学的经世致用，最主要的就是要激发知识分子热爱祖国、反对民族压迫的民族气节。他这一时期的所有著作都围绕这个主题。

《通鉴胡注表微》是陈垣的最后一部专著，也是他许多学科研究成果的总结，在后记中称之为自己“学识的记里碑”。这部书的最后完成和出版已在抗战胜利之后。他对国民政府的所作所为大失所望，所以在《通鉴胡注表微》中补充了一些内容，指出“民心者人民心理之向背也。人民心理之向背，大抵以政治之善恶为依归”，“外战犹有民族意识为之防，内战则纯视民心之向背”等等。

陈垣追求真理，向往光明。北平解放前夕，南京国民政府几次派飞机接他及一些著名学者南下，都被他拒绝。1949年1月底，北平和平解放，陈垣学习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著作，思想发生剧变。4月底，他在给胡适写的公开信中表示，今后要“努力为人民大众服务”，并说：“我也初步研究了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使我对历史有了新的见解，确定了今后治学的方法。”[3]

1950年，由于教会停发经费，辅仁大学由教育部接办，陈垣继续担任校长。1952年高等院校调整，他任北京师范大学校长。1954年，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1955年当选为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他还是第一届至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常务委员。1959年，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在担任繁重的学术领导工作的同时，仍从事教学和写作，并将旧著陆续整理出版。

1971年6月21日，陈垣病逝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