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疆大吏也惧内

　　陈夔龙出身寒门，又是汉人，靠自己的精明能干以及善于讨好上司而平步青云。在当时就被誉为“巧宦”。然而这位对世事洞若观火的晚清封疆大吏却很怕老婆。陈夔龙曾娶过三任老婆，前两个都是因病离世，最后娶的许禧身是浙江杭州的名门望族，许禧身之父许乃恩，举人出身，哥哥许祐身为俞樾女婿。许乃恩有兄弟，其中三人进士，四人为举人，尽是科第出身。门楣上有“七子登科”的匾额 [3]  。这位许夫人为人大方，礼节也十分纯熟，在京城很快就同王公眷属混得面熟，旗门子的福晋、格格，对这南国佳人，特别亲近，很快，她和奕劻的三个女儿以姊妹称呼，便时常在庆王府走动。庆王府奕劻的福晋看她和气不过，便倚老卖老，认她做了干女儿。而奕劻也是一位对福晋奉命为谨的主儿，那福晋为了钟爱这位干格格，便时时刻刻絮聒着奕劻，要提拔提拔他的准额驸。陈夔龙本就怕老婆，有了这层关系后，对许夫人更是毕恭毕敬。陈夔龙升任漕运总督后，后又历任河南巡抚、江苏巡抚、四川总督、湖广总督等要职，许夫人自然是出力不少。陈夔龙与许夫人只生有一女，此女被许夫人视若掌上明珠，甚是疼爱。在陈夔龙河南巡抚任内，这位聪颖的大小姐忽然病倒，随后便香销玉殒了。陈夔龙夫妇悲痛万分，许夫人更是肝肠寸断，陈夔龙无可慰情，便在府衙花厅里为掌上明珠设下灵堂，一时城内各级官员，闻讯素车白马，纷纷前来吊丧。后来，许夫人亲自将小姐的棺木运回西湖三台山安葬，自己在母家附近，买了一所房子，带了几个侍婢，静居家里。陈夔龙不久也设法调任江苏巡抚，夫妻团聚。

　　不久，陈夔龙调任四川总督，但是，陈夔龙的四川总督并没有真正上任就被调任湖广总督。原来，许夫人听说四川道远路途艰险，又是贫乏之地，便明确表态不让陈赴任。陈夔龙无奈，怄不过许夫人，只好又求助于“老泰山”奕劻，在奕劻的帮助下调任湖广总督，让赵尔巽任四川总督。后人评论，“以一女子之爱憎牵动数省督、抚，当时用人之得失盖可睹矣！”从此事来看，清政府高层的昏庸无能也可见一斑。

　　民国成立后，陈夔龙由于在任上捞了足够多的钱，便不问世事，任谁来请，不管是袁世凯还是蒋介石，就是不出山，在上海租界做起了悠然自在的寓公。但是在上海住了没有几年，许夫人却去世了，老年丧偶，陈夔龙自然无限悲伤并且无心再续。一日，闲来逛马路，在一家服装店里看见一具木制的模特儿，陈夔龙竟然看呆了。第二天，坐了车来，又在玻璃窗外踱着瞧着。店员见一头须发斑白的老者，长袍马褂寿头鞋，连日对着玻璃窗端详，却也奇怪。终于他向店中人开口买模特，不仅要买，而且要定制绸缎衣裙买回家中，摆在房间里，肃然独对。据说，那模特儿眉目之间，和许夫人有几分相像，由此可见陈夔龙也是个性情中人！

　　醉心修身养性

　　陈夔龙退隐上海后，住在孟德兰路(今江阴路)157号，过着寓公生活。袁世凯出任总统后曾力请陈夔龙出山，但他认为袁世凯是个欺君罔上的小人，不屑与之为伍。而当民国的官则意味着背叛故主，因而都拒绝未作答复。据报道，抗战胜利后，蒋介石第一次到上海时，曾亲自到陈夔龙家里拜访、慰问。

　　陈夔龙平时深居简出，少与交往，悠闲地在家组织诗社——“逸社”，常与一些晚清遗老中有名望的诗人聚在一起，吟诗作赋，聘拳术大家孙存周做家庭教习，不时打打麻将，饮酒听戏，游山玩水。陈夔龙白天读书吟诗，打坐养生，练习拳术，傍晚就走出家门散步，由家人陪护，一群孙辈尾随嬉戏，从成都路绕到威海卫路，再从重庆路折回孟德兰路家中，这样围着宅子闲走半个多小时。天长日久成了孟德兰路上一道风景。周围邻居见到耄耋老人散步，又有老小家人前呼后拥，都啧啧称赞先祖有寿有福。若是几天不见老人身影，就会关切地打听“老太爷怎么不出门了，是生病了吗？”陈夔龙就是这样在众人敬仰和关注下走完了人生最后的旅程。于1948年8月18日寿终正寝，当年下葬杭州右台山麓。

　　陈夔龙原籍江西省抚州市崇仁县，先世迁入贵州省贵阳（其父在贵州做知县）。8岁时丧父，家境日贫，赖其母抚养成人，同治十一年（1872）取秀才，光绪元年(1875)考取举人第一名，后曾为四川总督丁宝桢的幕僚。光绪十二年(1886)参加全国会试，中三甲进士，授兵部主事。其人美风仪，善文辞，递由兵部主事迁郎中，兼充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因佐理外交颇有才能，于是擢内阁侍读学士，跻身于京堂之列。光绪二十六年(1900)顺天府尹出缺，得兵部尚书黄禄保举，迁顺天府丞，旋署府尹。同年8月14日，八国联军攻陷北京后，陈被任命为留京办事八大臣之一，又再任顺天府尹。光绪二十七年(1901)十二月后，调河南布政使，未上任即升漕运总督，到任一年，捐“廉银”一万两，倡修北京正阳门城楼。光绪二十九年（1903）春调任河南巡抚。光绪三十一年（1905）又调任江苏巡抚，重修姑苏（即苏州）城外寒山寺。光绪三十三年（1907）升任四川总督，顺道回贵阳扫墓，面见贵州巡抚庞鸿书，谓自治学社张百麟、周培艺等“确系罪魁，宗旨极不纯正”主张加害，并捐银4000两以助唐尔镛，任可澄、华之鸿所办贵州通省公立中学，未上任忽接令改调任湖广总督。

　　宣统元年（1909）复调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在清廷任官期间，态度守旧，坚守“祖宗成法”，自以为有三件事可以自慰：“一不联络新学家，二不敷衍留学生，三不延纳假名士”，对变法极为反感，认为“科举一废，士气浮嚣，自由革命，遂成今日无父无君之变局”。至于辛亥革命更视为“大逆不道”，“作乱犯上，自取屠戮之戚”。1911年10月武昌起义，力主袁世凯出兵剿灭革命党人。奕劻以其居北洋首要，唆使其保奏袁世凯，但以袁居心叵测，严词拒绝。对贵州政局亦时时留心，支持宪政派，反对自治学社。进入民国后寓居上海，常叹“二百六十八年之天下，从此断送，哀何可言”。张勋复辟时大力支持，被任为弼德院顾问大臣，举事不济后，再度匿居沪上，以风月自娱。第二次直奉战争，冯玉祥回师北京，幽囚曹琨，将废帝溥仪逐出紫禁城，对此更是痛心疾首，“瞻望北庭，神魂飞越”。民国二十四年(1935)，竟在其中举60周年之日大宴宾客，以示不忘“皇家恩典”。抗日战争至解放战争时期，在上海与清朝遗老陈三立、马煦，段鸿讥等组织“逸社”，定期约会，饮酒赋诗，排遣忧思。但始终关心桑梓，在上海刊印杨龙友《山水移》，又刻《洵美堂诗集》，重印郑珍的《巢经巢诗集》。民国三十七年(1948)因病在上海逝世，享年91岁，葬于杭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