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 律
乾隆六年开律吕正义馆，庄亲王董其事。王撰《分配十二月令宫调论》，最为精核。因备录之：“《宋史?燕乐志》：‘以夹钟收四声；曰宫，曰商，曰羽，曰闰。闰为角，其正角声、变征声、征声皆不收，而独用夹钟为律本。宫声七调，曰正宫、高宫、中吕宫、道宫、南吕宫、仙吕宫、黄钟宫。商声七调，曰大石调、高大石调、双调、小石调、歇指调、商调、越调。羽声七调，曰般涉调、高般涉调、中吕调、平调、南吕调、仙吕调、黄钟调。角声七调，曰大石角、高大石角、双角、小石角、歇指角、商角、越角。’此其四声二十八调之略也。顾世传曲谱，北曲宫调凡十有七，南曲宫调凡十有三，其名大抵祖二十八调之旧，而其义多不可考。又其所谓宫调者，非如雅乐之某律起宫、某声起调，往往一曲可以数宫，一宫可以数调。其宫调名义旣不可泥，且燕乐以夹钟为黄钟、变征为宫、变宫为闰，其宫调声字亦未可据。按骚隐居士曰：‘宫调当首黄钟，而今谱乃首仙吕。且旣曰黄钟为宫矣，何以又有正宫?旣曰夹钟、姑洗、无射、应钟为羽矣，何以又有羽调?旣曰夷则为商矣，何以又有商调?且宫、商、羽各有调矣，而角、征独无之。此皆不可晓者。或疑仙吕之“仙”，乃“仲”字之讹；大石之“石”，乃“吕”字之讹，亦寻声揣影之论耳。’《续通考》谓：‘大石本外国名。般涉卽般瞻，译言般瞻，华言曲也。’夫南北风气固殊，曲律亦异，然宫调则皆以五声旋转于十二律之中。廖道南曰：‘五音者，天地自然之声也。在天为五星之精，在地为五行之气，在人为五藏之声。’由是言之，南北之音节虽有不同，而其本之天地之自然者，不可易也。且如春月盛德在木，其气疏达，故其声宜啴缓而骀宕，始足以象发舒之理，若仙吕之【醉扶归】、【桂枝香】，中吕之【石榴花】、【渔家傲】，大石之【长寿仙】、【芙蓉花】、【人月圆】等曲是也。夏月盛德在火，其气恢台，其声宜洪亮震动，始足以肖茂对之怀，若越调之【小桃红】、【亭前柳】，正宫之【锦缠道】、【玉芙蓉】、【普天乐】等曲是也。秋之气飒爽而清越，若南吕之【一江风】、【浣溪沙】，商调之【山坡羊】、【集贤宾】等曲是也。冬之气严凝而静正，若双调之【朝元令】、【柳摇金】，黄钟之【绛都春】、【画眉序】，羽调之【四季花】、【胜如花】等曲是也。以盖声气之自然，本于血气心知之性而适当于喜怒哀乐之节，有非人之智力所能与者。我圣祖仁皇帝考定元音，审度制器，黄钟正而十二律皆正，则五音皆中声、八风皆元气也。今合南北曲所存燕乐二十三宫调诸牌名，审其声音，以配十有二月：正月用仙吕宫、仙吕调，二月用中吕宫、中吕调，三月用大石调、大石角，四月用越调、越角，五月用正宫、高宫，六月用小石调、小石角，七月用高大石调、高大石角，八月用南吕宫、南吕调，九月用商调、商角，十月用双调、双角，十一月用黄钟宫、黄钟调，十二月用羽调、平调。如此，则不必拘拘于宫调之名，而声音意象，自与四序相合。羽调卽黄钟调，盖调阙其一，故两用之；而子当夜半，介乎两日之间，于义亦宜也。闰月，则用仙吕入双角；仙吕卽正月所用，双角卽十月所用，合而用之，‘履端于始，归余于终’之义也。”
曲中重句为迭，始于《江沱》之“不我与也”。其称为格者，三百篇中或用“之”，或用“兮”，或用“止”，或用“只”，《楚辞》则用“些”，其鼻祖也。如【水红花】“也啰”二字，韵在其上，“也啰”为语助，皆此类耳。至若一字旣不叶韵，又无其义，如【驻云飞】之“嗏”字，则古诗“妃呼豨”之属也。
句字长短，古无定限。如二字为句，则“祁父”、“肇禋”之类是也；三字为句，则“思无邪”、“于绎思”之类是也；四、五、六、七字，六代以来所常用，不具论；若八字，则“我不敢效我友自逸”之类是也；九字“人莫踬于山而踬于垤”，十字“饘于是粥于是以糊余口”，皆其类也。十一字以上，荀卿《成相》辞备有之。至少至一字，则虽“都”、“俞”、“吁”、“咨”载在二《典》，而于歌辞，不少概见，惟宋词《十六字令》第一句，乃一字一韵也。《汉》曲“故春非我春、夏非我夏、秋非我秋、冬非我冬”，以十七字为句，千古罕偶。
“不少概见”，似应作“则少概见”。
元人周德清评《西厢》云：“六字中三用韵，如‘玉宇无麈’内‘忽听一声猛惊’、‘玉骢娇马’内‘自古相女配夫’，此皆三韵。”沈景倩谓：“‘女’、‘古’仄声，‘夫’字平声，不若‘云敛晴空’内‘本宫始终不同’俱平声，乃佳耳。究之此类，元人多能之，不独《西厢》为然。如春景时曲云‘柳绵满天舞旋’，冬景云‘臂中紧封守宫’，又云‘醉烘玉容微红’，重会时曲云‘女郎两相对当’，私情时曲云‘玉娘粉妆生香’，《梅香》杂剧云‘不妨莫慌我当’，《两世姻缘》云‘怎么性大偏杀’，《歌舞丽春堂》云‘四方八荒万邦’，俱六字三韵，稳贴圆美。他尚未易枚举。词曲佳处自有，此特剩技耳。”
今按乐者必先学笛。如五、凡、工、尺、上、一之属，世以为俗工俚习，不知其来旧矣。宋《乐书》云：“黄钟用合字，大吕、太簇用四字，夹钟、姑洗用一字，夷则、南吕用工字，无射、应钟用凡字，中吕用上字，蕤宾用钩字，林钟用尺字，黄钟清用六字，大吕、夹钟清用五字。又有阴、阳及半阴、半阳之分。”而辽世大乐，各调之中，度曲协律，其声凡十，曰五、凡、工、尺、上、一、四、六、钩、合；近十二雅律，第于律吕各阙其一，犹之雅音之不及商也。可见宋、辽以来，此调已为之祖，宜后之习乐者不能越其范围。
“钩”，当作“勾”。
昔人谓：“诗变为词，词变为曲，体愈变则愈卑。”是说谬甚。不知诗、词、曲，固三而一也，何高卑之有?风琴雅管，三百篇为正乐之宗，固已芝房宝鼎，奏响明堂；唐贤律、绝，多入乐府，不独宋、元诸词，喝唱则用关西大汉，低唱则用二八女郎也。后人不溯源流，强分支派。《大雅》不作，古乐云亡。自度成腔，固不合拍；卽古人遗制，循涂守辙，亦多聱牙。人援“知其当然、不知其所以然”之说以解嘲，今并当然者亦不知矣。诗、词、曲界限愈严，本眞愈失。
古人制曲，神明规矩，无定而有定，有定仍无定也。乐谱：《鹿鸣》之诗，首章“我”为蕤、“有”为林、“嘉”为应、“宾”为南，次章“我”为林、“有”为南、“嘉”为应、“宾”为黄。同一“我有嘉宾”，初无高下轻重之别，何以互异若是?可见诸律原可通，不必拘拘工尺也。旨哉沈薲渔之言曰：“迁字就调，可以恕古而不可以恕今。”
《旧唐书?音乐志》，《享龙池》乐章十首，姚崇、蔡孚等十人之作，皆七律也。沈佺期之“卢家少妇”一章，卽乐府之“独不见”也。陈标《饮马长城窟》一篇，亦是七律。杨升庵《草堂词选序》曰：“唐七言律，卽塡词之《瑞鹧鸪》；七言仄韵，卽塡词之《玉楼春》也。至于醉草《清平》、旗亭画壁，绝句入乐府者，尤指不胜屈。”此曲与诗、词异流同源也。
元曲音韵，讲求最细。脍炙人口者莫若《琵琶》，犹不免借用太杂之讥。昔欧阳永叔谓：“退之古诗，工于用韵，得宽韵则波澜横溢，泛人旁韵；得窄韵则不复旁人，因难见巧。”塡词者何独不然。
汉《礼乐志》：“武帝定郊祀之礼，乃立乐府，采诗夜诵，有赵、代、秦、楚之讴。”刘舍人所谓“武帝崇礼，始立乐府也”。案：孝惠二年，夏侯宽已为乐府令，则乐府之立，未必始于武帝也。
张度西先生尝谓：“词曲之源，出自乐府。虽世代升降，体格趋下，亦是天地间一种文字。曲谱中大石调之【念奴娇】‘长空万里’，般涉调之【哨徧】‘睡起草堂’，皆宋词，可见是时已开元曲先声，如青莲《忆秦娥》为词祖，姸丽流美，而声之变随之，有莫知其然而然者。然如实甫、东篱、汉卿，犹存宋人体格；自院本、杂剧出，多至百余种，歌红拍绿，变为牛鬼蛇神、淫哇俚俗，遂为大雅所憎。前明邱文庄《十孝记》何尝不以宫商爨演，寓垂世立教之意?在文人学士，勿为男女媟亵之辞，埽其芜杂，归于正音，庶见绮语眞面目耳。”先生此论，与藏园《题忠愍记》“安肯轻提南、董笔，替人儿女写相思”之句，相脗合云。
“哨徧”，似应作“哨遍”。
“十孝记”，当是“五伦全备纲常记”。
自北剧兴，名男曰“末”、女曰“旦”。南剧虽稍有更易，而“旦”之名不改，不解何义。按《辽史?乐志》：“大乐有七声，谓之七旦。”凡一旦，司一调，如正宫、越调、大石、中吕之属。此外又有四旦二十八调，不用黍律，以琵琶叶之，卽今九宫谱之始。所谓旦者，乃司乐之总名。金、元相沿，遂命歌伎领之。后改为杂剧，不皆以倡伎充旦，则以优之少者假扮为女，渐失其眞。
元人云：“杂剧中用四人：曰末泥色，主引戏、分付；曰副净色，主发乔；曰副末色，主打诨；又一人装孤老。”独无旦之色目，益知旦为司调，如教坊部头、色长类也。
粱茝邻中丞《浪迹续谈》：“生、旦、净、末之名，自宋有之。然《武林旧事》亦多不可解者。惟《庄岳委谈》云：‘传奇以戏为称，谓其顚倒而无实耳。故曲欲熟而命以生也，妇宜夜而命以旦也，开场始事而命以末也，涂污不洁而命以净也。’枝山《猥谈》则云：‘生、旦、净、末等名，有谓反称，又或托之唐庄宗者，皆谬也。此本金、元阛阓谈吐，所谓“鹘伶声嗽”，今云市语者也。生卽男子，旦曰“装旦色”，净曰“净儿”，末乃“末泥”，孤乃官人。卽其土音，何义理之有！’《坚瓠集》：‘《乐记》注：“俳优杂戏，如猕猴之状。”生，“狌”也。旦，“狚”也——《庄子》：“援猵狚以为雌。”净，“狰”也——《广韵》：“似豹，一角，五尾。”丑，“狃”也——《广韵》：“犬性骄。”俳优如兽，所谓“獶杂子女”也。’此近穿凿，恐非事实。”
院本乃宋徽宗时五花爨弄之遗，有散说，有道念，有筋斗，有科泛。初与杂剧本一种，至元世始分为两，明则院本不传久矣。今尚称院本，犹沿宋、金之旧。
毛西河先生于音律有神悟。《丹陛乐》者，黄门鼓吹曲也，设笋簴于午门旁，太常典之。而其曲多误。圣祖命更定之。陈文贞公以《列代乐章配音乐议》，属先生条上，多所采用。康熙二十三年，圣祖谕羣臣以径三围一、隔八相生之法，先生遂极意搜讨，作《圣谕乐本解说》、《皇言定声录》及《竟山乐录》。三十八年，圣祖南巡，先生进《乐本解说》刻本，诏传至行在奖劳，并勅改刻本讹字，宣付专行。李刚主走三千里，受业凡三日，尽得旧所传五声、二变、四清、七调、九歌、十二管并器色旋宫之法，且能正先生乐书讹谬二十余字。先生大惊，尽出所著，俾论定。
惠红豆先生生时，其父梦杨文贞公来谒，卽以“士奇”名之。学问宏通，尤工词曲。撰《琴篴理数考》四卷，其略云：“十二律，黄钟至小吕为阳，蕤宾至应钟为阴。阳用正而阴用倍，蕤宾长、小吕短、黄钟中，自古相传之旧法也。晋永嘉之乱，有司失传。梁武帝始改旧法，黄钟长、应钟短、小吕中，由是阳正阴倍之法绝。汉、魏律篴，小吕一均之下征调，黄钟为宫，有小吕，无蕤宾，故假用小吕为变征。黄钟篴之黄钟宫为正宫。小吕篴之黄钟为下宫。征最小，而以为宫，故为下宫。隋郑译遂以黄钟正宫当之，擅去小吕，用蕤宾，以坿会先儒“宫浊、羽清”之说。夫宫浊、羽清者，指下征调而言。译改为正宫，是以历代之乐皆患声高。隋、唐以来，惟奏黄钟一均，而旋宫之法废矣。古法尽亡，独存于琴、篴。篴孔疏密，取则琴晖。琴之十二律，起于中晖；篴之七音，生于宫孔。黄钟篴从宫孔黄钟始，一上一下，终于蕤宾；琴自中晖黄钟始，一左一右，终于十晖小吕。”书成，嘉定王进士恪见而喜之。余或莫之解也。
江愼修先生博通古今，尤专心《十三经注疏》。自少迄老，丹黄不去手。方侍郎苞，吴编修绂，皆深于三《礼》者，见先生乃大叹服。高宗诏举经明行修之儒，有荐先生者，力辞免。以著书自娱，旁及词曲。其论黄钟之宫曰：“《吕氏春秋》称：‘伶伦作律，先为黄钟之宫，次制十二筒以别十二律。’黄钟之宫者，黄钟半律，后世所谓黄钟清声也。唐时《风雅十二诗谱》以清黄起调、毕曲，琴家正宫调黄钟不在大弦而在第三弦，合于古者‘黄钟宫为律本’之意；声律自然，古今不异也。伶州鸠论七律而及武王之四乐，夷则、无射曰上宫，黄钟、太簇曰下宫，盖律长者用其清声，律短者用其浊声，古乐用均之法虽亡，而因端可推。《韩子?外储篇》曰：‘琴以小弦为大声，大弦为小声。’虽诡辞以讽，然因是知古者调瑟之法，黄钟、大吕、太簇、夹钟、姑洗、仲吕、蕤宾，用半而居小弦，林钟、夷则、南吕、无射、应钟用全而居大弦也。《管子》书五声征、羽、宫、商、角之序，亦如此。”入声派入三声，卽《中原韵》务头也。上声亦可作平，如《西厢》之【清江引】“下场头那答儿分付我”，“我”字上声；“香美娘处分破花木瓜”，“瓜”字平声；【天下乐】“泛浮槎到日月边”，“边”字平声；“安排着憔悴死”，“死”字上声，此类甚多。用上皆可代平，但不可用去声字耳。《尔雅》：“徒歌曰谣。”《说文》“谣”作“?”，注云：“?从肉言。”今按：“徒歌”，谓不用丝竹相和也。“肉言”，歌者人声也。出自胸臆，故曰“肉言”。童子歌曰“童?”，以其言出自胸臆，不由人教也。唐人谓徒歌曰“肉声”，卽《说文》“肉言”之意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