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究竟有没有这一个人呢？战国诸子，很喜欢称述到老子。最先可考的，是在庄子的书里。但庄子寓言无实，而且下面所引之各节，又未必是庄子亲笔。有些并出于西汉。但总在司马迁《史记》以前，并为《史记》所根据。我们不妨先简单地一说。
《庄子》的《天运》篇说：
孔子行年五十有一而不闻道，乃南之沛，见老聃。
这是说老聃是南方沛县人，孔子向之问道。又《庚桑楚》篇：
老聃之役庚桑楚，得老聃之道，北居畏垒之山。
他告诉南荣趎说：
吾才小，不足以化子，子胡不南见老子。南荣趎赢粮七日七夜，至老子之所。
这也说老子居住在南方。又《寓言》篇：
阳子居南之沛，老聃西游于秦，邀于郊，至于梁而遇老子。
这是说老子由沛西游于秦。但杨朱年代还在墨翟后，不能与孔子问道的老子同时。则杨朱所遇，应非孔子所见之老子。则老子究竟和孔子抑杨朱同时呢？这里却有问题了。
《天道》篇又说：
孔子西藏书于周室，子路谋曰：由闻周之征藏史有老聃者，免而归居。夫子欲藏书，则试往因焉。孔子曰：善。往见老聃。
这是说：老聃曾为周之征藏史，但孔子去见他，那时他已免而归居了。则孔子见老子，似乎应该仍在沛，不在周。
但这里又另有一问题。孔子生平言论行事，均详见于《论语》，为何孔子见老聃，《论语》独不记载呢？《庄子》的《外物》篇又说：
老莱子之弟子出薪，遇仲尼，反以告，曰：有人于彼，……不知其谁氏之子。老莱子曰：是丘也，召而来。仲尼至，云云。
这又说孔子见了老莱子。这一说却在《论语》有佐证。
《论语·微子》篇：
子路遇丈人，以杖荷篠。子路问曰：子见夫子乎？丈人曰：孰为夫子！植其杖其芸。
芸是除草义，莱亦是除草义。可见老莱子即是荷篠丈人，只说是一个在田除草的老人。那老人的名字，当时可并不曾记下。所以司马迁《史记》的《老子列传》里也说：
或曰：老莱子，亦楚人也。著书十五篇，言道家之用，与孔子同时云。
这即是告诉了我们，有人在怀疑，孔子见老聃，其实即是老莱子的讹传之一消息了。
司马迁又说：
自孔子死之后百二十九年，而史记周太史儋见秦献公，曰：始秦与周合，合五百岁而离，离七十岁而霸王者出焉。或曰：儋即老子。或曰：非也。世莫知其然否。老子，隐君子也。
这他又告诉了我们，有人在怀疑，孔子见老聃，即是秦献公时由周入秦的太史儋。但试问：老聃如何能活这么大的年龄呢？所以司马迁又说：
盖老子百有六十余岁，或言二百余岁，以其修道而养寿也。
若把太史儋认为即是孔子所见之老聃，便须有二百余岁的高寿。所以司马迁也要说世莫知其然否了。
今试问：太史儋是否真有其人呢？这也难说了。司马迁在上引文中所说的史记，系指秦史言。当司马迁时，其余列国的史记都在秦始皇焚书案中被毁了。司马迁所见，只剩秦史了。故知他上文所说的史记，定指秦史言。在战国时，秦赵两国最流行谶书，那全是些迹近神话的预言。秦赵两族，本是同一本源的。只有这两国，独多那些神话性的预言之流传。太史儋预言，便是其中之一例。所以太史儋纵有其人，而这一番预言，则出于当时秦赵两国一种通行的殊俗与异风，我们却不必信以为真了。
我们既知太史儋与孔子所见之老聃，在汉时已误混为一人，则上引《庄子·寓言》篇杨朱见老聃一节，也可解释了。这一节，正也把太史儋和孔子所见之老聃，误混为一呀！
因于太史儋与老聃误混为一了，于是遂有如下的故事。司马迁《老子列传》说：
老子修道德，其学以自隐无名为务。居周久之，见周之衰，乃遂去至关。关令尹喜曰：子将隐矣，强为我著书！于是老子乃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而去。莫知其所终。
这里提到老子著的《道德经》五千言。其实今传的《老子》五千言，决非孔子以前或同时人所著。即如上引老莱子著书十五篇，也同样出于后人之伪托。大抵孔子同时的老聃，是并无著书的。而且这五千言，也并非太史儋所著。司马迁也并没有说太史儋有著作呀。此五千言的成书年代，应该在《庄子》书之后。这一层，这里暂置不论吧！让我们先把此故事再来作一番分析。
所谓老子过关，究竟过的是什么关？有人说是函谷关，但在孔子时，并没有函谷关之名。这里只称二崤，又称桃林之塞，乃晋地。秦取殽函，在秦孝公后惠王时，那已是孟子庄子的时代了。秦人在此因险设关，始有所谓函谷关。则函谷关之出现，至早不能在秦惠王以前。因此说太史儋去周适秦过函谷关，是不合史实的。
所以前人不说这是函谷关，而说是散关。但散关位置在秦之西，并不是由周适秦之所经。于是后人又说关令尹既强老子著书，又同老子同去流沙之西，这就成为老子化胡的故事了。这一故事，便由老子过散关而联想引生的。这一说，显然更荒诞，而且与太史儋由周适秦的传说也不合。
经上之分析，可见太史儋由周适秦，纵使有其人，有其事，而过关著书的一段，则为战国晚年以下人添造。只因当时人都知道由东去秦先要过函谷关，却忘了函谷关是秦惠王以后才有呀！
其次让我们说到关令尹。在《庄子》的《天下》篇，有关尹与老聃。《天下》篇里说：
关尹老聃闻其风而说之。
又说：关尹曰云云，老聃曰云云。接着说：
关尹老聃乎！古之博大真人哉！
《天下》篇并非庄子之亲笔，大概已是战国晚年时期的书了。《天下》篇里把关尹叙在老聃前，不像说关尹是老聃的弟子。而且关尹自有书，《天下》篇也已引述了。《汉书·艺文志》，道家有关尹子九篇。既是关尹自己也著书，又当时人推崇他的地位并不在老聃下，便不像有子强为我著书那些说法了。
可见司马迁这一条故事，还在《天下》篇之后，而且与《天下》篇所说违背了。而且关尹像是一人名，司马迁那段故事中，却把关尹转变成关令尹，这是一官名了。依照从来记载的常例，也没有仅载一官名，而不载那当官者的姓名的。除非那人的姓名失传了，无法再详考。但关尹显然是战国晚年一显学，先秦百家有许多处称述他，都只称为关尹，他的书也称关尹子。可见关尹本是人名，不该混作关令尹的官名呀！
而且司马迁也只说：关令尹喜曰，这喜是喜欢义。关令尹遇见老子过关而满心地喜欢，因而强他著书了。但后人又误会了，竟说这关令尹名喜，又称他尹喜。那真是以误传误，不可究诘了。
现在我们再试问：那关尹究竟是怎样的一人呢？有没有其他事迹可考呢？这一问题，却更复杂了。但不妨把我的意见，在此简单地一说。在我推想，关尹实即是环渊。环渊也是楚人，他和孟子庄子略同时。战国人公认他是一个道家。他亦著书上下篇，发明黄老道德之术。只因环渊和关尹，由于双声叠韵之字音相近，而把一名两写，后来遂误传为两人了。
但如何又把关尹即环渊，牵搭上太史儋，而生出这一故事来的呢？这因环渊在当时，和詹何齐名。他们同是楚人，又同是讲道术。战国人因此时时把詹何环渊并称了。相传詹何能前知，他坐堂上能知门外牛黑而角白。于是又有人把他误混上以前能前知的周太史儋了。因于詹何环渊，时时相连称，于是太史儋连上关尹，而捏造出出关强著书的一番故事来。
或许有人会怀疑，如何当时这一辈著书成名的学者们，会弄得如此模糊而纠缠不清了的呢？这也有一个理由。因当时的道家们，和儒墨名法各家的大师有不同。他们多数是隐沦自晦的，不浮现到政治舞台的上层去。因此他们的生平行实，不易为人所知晓。庄周是例外了，但庄周也实在并无生平行实可说的。可说的还只是些故事。我们只能从他书中故事来推说他生平。其他人的著书体例不同于庄周，便叫后人更难推寻了。而且一辈隐沦自晦的人，又假托着另一辈隐沦自晦的人而著书，这更使他们中间弄得模糊而纠缠不清了。我们只一读《汉书·艺文志》所载道家的书目，便可明白得这中的理由。
根据上面推论，姑把老子的故事传说，简单分成如下之三说：
①孔子见老聃，此老聃实是老莱子，即是《论语》中的荷篠丈人，乃南方一隐者。孔子南游时，子路曾向他问路，并曾在他家宿过夜。孔子又叫子路再去见他，但没有见到了。孔子见老聃的故事，即由此而衍生。
②太史据去周适秦，此人见于秦史之记载。但后人也认他为孔子所见之老聃，于是老聃遂成为周史官，又成为去周适秦而隐了。
③老聃出关遇关令尹，此故事流传最迟，出处无考，殆已在汉初。关尹乃战国道家环渊之误传。环渊与詹何同时齐名，遂把詹何误混为太史檐，而引生出过关遇关尹之传说。
然则今《小戴记》中的《曾子问》，何以也载孔子适周问礼于老聃呢？这因孔子问道于老聃之说，流传得太广了，所以后代的儒家，也把来编造出孔子问礼老聃的记载。儒家称述孔子故事，不可信的也太多了。即如司马迁《孔子世家》所载，经后人驳正的，岂不甚多吗？孔子适周为《论语》《孟子》所未载，经过两千年考订，到底考订不出哪一年是他适周可能的年代。因此这一说虽见于《小戴记》，我们也尽可置之不信了。
然则司马迁《史记》何以又说老子名耳字聃，姓李氏，好像确凿有据呢？其实老聃只是寿者的通称。《说文》：
聃，耳曼也。
《诗·鲁颂》毛传：
曼，长也。
长耳朵是寿者相，所以说老聃，犹之乎说一位长耳朵的老者。亦犹后人说一位白眉毛的老人般。古书又有称续耳离耳的。《初学记》引韩诗：
离，长也。
可见续耳离耳同还是长耳朵，在《庄子》也只说孔子曾去见了一位长耳朵的老者就是了。但后人穿凿，便把离耳又转成李耳，于是变成老子名耳字聃姓李氏，确凿有名有姓了。
但司马迁《史记》又何以说他是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呢？这更简单。老子已成了汉代的大名人，自该替他安排一出生的乡里。厉乡又名赖乡，赖与厉的字声，近于老莱子之莱，以及李耳之李，而且苦县地点约略又近于沛，因此遂替那长耳朵的老人派定了他的出生的家乡了。
但司马迁《史记》何以又说：
老子之子名宗，宗为魏将，封于段干。宗子注，注子宫，宫玄孙假，假仕于汉孝文帝。而假之子解，为胶西王卬太傅，因家于齐。
这不是老子有清楚的姓氏名字，有确实的出生乡里，并有详细的子孙谱系吗？其实也不然。魏列为诸侯，已在战国了。若果老子年龄高过于孔子，试问他的儿子如何能为魏将呢？大概这封于段干的，最早也该和孔子孙子思同时了。《战国策》有段干崇为魏使秦割地求和事，依字形看，段干宗必然会便是段干崇。但已在魏安釐王时，连当太史儋的儿子也不配，如何说是孔子所见老聃的儿子呢？或许汉代李氏与战国段干氏，在其先世的血统上有关系，这却说不定。至于那位胶西太傅，他自称系老聃后人，则大可不必重视了。
如是则今传《道德经》五千言，究是谁人所造呢？这一问题，则更难详定了。当知古代好些伟大的名著，从来不知道作者之真实姓名的，并不止《老子》五千言。即如《易·系辞》，《中庸》，《大学》，后代儒家奉之为经典，又何尝能知道其著作人之真姓名。像此之类，直传到现在，脍炙人口的名著，而无真实作者的名氏可指的，至少也有一二十种吧！《老子》五千言，并不比《易·系》《中庸》更特出。我们此刻并不知其书作者之主名，这是无足深怪的。若论此五千言之成书年代，则断当在庄周书之后，当与荀卿韩非略同时而稍前，种种证据，可惜不能在这里列举了。后人把此五千言当作孔子所见老聃之乎笔，正如把比此五千言更晚出的《易·系辞》上下传，当作孔子的亲笔，一样地无稽。《易·系辞》非孔子作，直要到宋儒欧阳修，才始提出疑问来。可见积非成是之说，是不乏其例的。若我们此刻把老子五千言的成书年代，移到战国之晚期，则孔子当时，是否真有一老聃，孔子是否和他见过面，是否向他问过礼，这些问题的历史价值，自然减轻了，也不值得我们过细推寻了。